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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讲述铁西区》对话经济学者梁启东

2019-10-04 14:13 作者:admin 来源:网络 浏览数:

  《讲述铁西区》对话经济学者梁启东,建国初期为国贡献诸多“第一”的辽宁沈阳铁西区,在经济学者梁启东看来,就像是要供兄弟姐妹上大学的家中长子,在上世纪十年代的经济中付出了巨大的苦痛和成本。作为谈起来再也不如荣光时代的存在,“东北现象”直接表现为大量工厂停产、半停产,铁西一改往日辉煌,呈现出低矮、瘫痪、灰条条的色彩,成为全国最大的“工人度假村”。

  解释铁西的,不得不从铁西执行的计划经济的“斯大林模式”谈起。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,既然决心已下,尾大不掉的局面终将改变,而一旦将列车扭向正轨,之后的道也并力可控,而更倾向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
  梁启东,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经济学研究员,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、情,著有《中国城区发展战略研究》、《沈阳经济区综合配套研究》等专著。

  从建国开始,辽宁老工业几乎一直伴随着荣耀存在,铁西更是可以如数家珍数出很多“第一”。前30年,辽宁给国家的贡献是接受国家支持的4倍。在沿海省市已经富起来后,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成效仍被最大化地保留,以创造经济价值,但最终也成为转型负担。

  梁启东:铁西区是我们国家老工业的一个缩影,当时1953-1957年,由苏联援建156个工业项目,咱们辽宁就占了24个。实际上铁西的很多项目都属于重点项目,占了很重,而且属于是全国最早的,为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,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、国民经济体系的完善都作出了巨大贡献,在铁西可以如数家珍地数出很多“第一”,比如钢产量、机床等等。

 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到沈阳来学习、工作的,我工作十年左右,到90年代中期前后,沈阳潮就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现象。

  梁启东:当时比较有名的叫“计划调拨”,因为辽宁解放的比较早,当时很多其他地区还没有解放,那么支援建设,就从辽宁调拨设备和原材料等等,当然不能用市场价调拨,而都是政策性很低的价格。另外,还为全国贡献了许多熟练技术工人、工程师,有100万,沈阳有十来万,走到全国各地都有辽宁的乡音。

  前不久我到西宁去,那边有个村,就是当年支援建设形成的。在全国,辽宁也是一个财政上缴大省,前三十年,辽宁给国家的贡献,是国家给我们支持的4倍。

  梁启东:以铁西为代表的,我们形成了一种“劳模文化”,像魏凤英等全国赫赫有名的劳模。以后,铁西地区、辽宁地区也为全国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成本。国长子,兄弟姐妹都出去念大学去了,那怎么办呢,你在家里伺候爹妈,供自己兄弟姐妹上大学呗。

  举个例子说,辽宁在1995-1996年前后,在东南沿海已经纷纷进入市场经济的情况下,辽宁的税赋水平还常高的。一个城市,它的税赋水平等于一个广东省,而当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经是辽宁的两倍了。

  梁启东:解释铁西的,还有一个特定的含义,它是长期计划经济的产业。如果说在全世界找“斯大林模式”下的计划经济,都不能在苏联找,而是在沈阳找,是全世界执行“斯大林模式”最彻底的地区。

  比如咱们说某个企业,它实际上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,它就是一个生产车间,工厂对工资、薪酬方面没有任何,就导致工人几年十几年见就挣几十块钱、没有涨过工资,很正常,工厂盖个厕所都得市批准,工厂的领导都得由党委任命。

  劳动统包、统揽、统筹的就业制度,实际上也形成了铁西潮的历史性的背景原因。过去我们的工人也都是念技校、大专、大学,毕业分配到工厂来工作。实际上不考虑市场的因素,这个厂子实际状况怎么样,需要什么样的工人,这些都不考虑。企业也都是有级别的,大的省级企业,中的市地级企业,小的县团级企业,计划经济的色彩特别浓厚。所以一旦市场经济,就不言而喻了。

  即便创造再多辉煌,设备、工艺的陈旧无法避免,再加上同时期东南沿海已经进入市场经济,对比之下政策转型后,产品质量、销全部上不去,经济进入严重衰退,铁西成为全国最大的“工人度假村”。200万工人的就业被集中在“3年脱困”,成为进程中失落的一个群体。

  梁启东:老工业尽管早,毕竟是以“老”著称的,到90年代的时候,好多设备、工艺、产品都很陈旧,不能支撑更长远的发展,开始逐渐衰落。我们用伪满时期的设备生产的产品,跟90年代以后引用国外设备生产的产品竞争,能竞争过人家吗?

  当时生产的产品销不行,我们长期执行计划经济,包袱非常重,再加上东南沿海已经进入市场经济,我们有非常多的不适应,出现了体制性、结构性的衰退,就进入了“东北现象”。

  梁启东:“东北现象”直接的表现,就是大量的工厂停产、半停产,大量的职工、失业,出现了“停”。当时铁西的工业全部呈现“灰条条的色彩”,咱们有几个反映那时候的纪录片,都反映这个问题。

  当时到铁西区,楼房是低矮的,烟囱是不冒烟的,因为都停产了,街道上没有人烟,说是人迹罕至也差不多了。出租车白天都不让往那去,年轻的女孩子都不敢上街的,因为很乱,晴天一身土,雨天一身泥。当时成为了全国最大的“工人度假村。”

  1997-1998年属于最严重的时期,全国2000多万职工,辽宁是200来万,占了全国将近十分之一,其中沈阳至少占了七八十万。主要是辽宁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是1096家,也占全国十分之一。

  梁启东:从经济发展的角度,对待问题我们应该地来看,生产力发展的结果,就必然造成劳动结构的改善,就会出现和失业的问题。

  失业和有几种方式,一是总量上失业,比如说本来10个人就能干的活,非得安排20个人,另外10个人就是多余的,就需要;二是结构性失业,随着工艺的进步,原来需要10个人干的活,现在5个人干就行了,所以另外5个人还是得。铁西的潮,是属于两种现象都存在的。

  梁启东:1998年-2000的时候,当时我们叫三年脱困,得用3年时间,解决辽宁的历史包袱问题,怎么办呢?后来三年间一共解决了178万人的生活问题,现在我们是感受不到了。他们是进程中失落的一个群体。

  所以开句玩笑话,沈阳的一个市长比美国一个总统任务都重,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年解决几万人的就业问题,在国情咨文中,他应该讲出来,那就是巨大的政绩,沈阳一年得解决多少就业啊?

  走进最困难的家庭,寒冬因为交不起几百块的采暖费而停掉了楼房的暖气,全部财产就是一袋大米、一堆白菜和煤坯;几十年工龄,换来的仅仅是失去工作,几千块钱买断。实际上国家投入了上千亿帮助解决,但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,全部投入都成了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“打狗的肉包子”。

  梁启东:意味着生计无着,最开始靠着每个月领一些少数的补贴,几十块钱一百块钱,但仍然有时候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当时我做调研,认识的一些工人,因为交不起采暖费,把自己家的暖气给停掉,几百块钱也交不起,只能在楼房里烧煤坯,到家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,就是一袋大米,一堆大白菜,一堆煤坯,这就是整个家庭的主要财产。如果有一两个孩子,上大学更是成问题了。大量的职工开始不太完善的市场,有的做一些搬运工,有的在家里做点袜子、鞋垫,出去卖,挣点小钱。

  如果说职工个人通过经济、政策、法律的手段,可能慢慢解决得也能很好。但是当时是工厂停产半停产,而且整个辽宁、沈阳、铁西基本都是这个状况,这就是集中的大问题了,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,甚至是人类经济史以来,最严重的现象,当时是很悲壮的。

  梁启东:是一种经济现象,也可以说是当时最无奈的选择。因为当时工厂面临的形势,并不是一般的调整或者升级就可以解决的。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早就重视了,职工并不是被社会遗忘的群体,一直都在尝试解决。但当时市场整个形势变了,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,可能创造辉煌、很多成就,但是一旦到市场经济,我们很多事情就玩不转了。

  当时负担很重,因为企业办社会,厂办大集体,到工人村博物馆里去看,就会发现当时那里边有粮站、幼儿园、学校、卫生所,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物业管理,除了火葬场不办以外,什么都办,本身就是一个的城市区域。南方企业纷纷进来以后,因为什么都办,背着一个,还抱着一个,当然竞争不过了,就成必然现象了。

  梁启东:原来辽宁有很多第一,其实也很多第一,第一个破产企业,第一个股份制企业,第一张股票,都在沈阳出来的,我们不是没有成效的,比如说给企业放权让利,搞股份合作制,等等,都经历了多种尝试,就是想让企业效益好起来。从90年始,到2002年,咱们投了数百亿、上千亿来帮助铁西的。

  但是过去有一句话说,不等着死,找死、早死。因为当时市场经济机制还没建立起来,有这么多拖累去,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没有太多成效。在老的道的前提下,是唯一选择。

  梁启东:当时有一种处置办法叫“”,在这个城市当中,可能就几千块钱,我为国家、工厂奋斗四十年,不到一万块钱就把我工龄买断了,我跟企业就脱钩了,进入了劳动就业大潮。实际上我们是对不起这批人的,他们是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,他们有的是熟练工人,有的是高级工程师,还有家里有很多孩子的父亲母亲,命运是很凄惨,很悲壮的。

  我们今天探讨结构升级也好,经济转型也好,都不能忘了我们曾经有过的200万职工,以及沈阳几十万为了生计而艰辛拼搏的那一群职工。很多经济学者每谈到这个群体的时候,都是含着眼泪的,我相信我们的职工们,以及辽宁曾经有过的落寞的情状,是会在国的发展过程中,留下一笔浓重的历史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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